屈原的政治生涯虽屡遭排挤，却始终坚守 “利民” 初心。据《史记・屈原贾生列传》记载，他早年受楚怀王信任，担任左徒一职时，积极推行 “美政”，主张 “举贤而授能兮，循绳墨而不颇”，试图打破贵族世袭的桎梏，让有才能的人不论出身都能为国效力，这一举措从根本上维护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。

在任期间，他深入民间体察疾苦，看到百姓 “暴露中野，不避寒暑” 的困境，便向楚王进言减免赋税、兴修水利。相传他曾亲自到湘江流域考察水情，推动修建了许多灌溉工程，让干旱的农田得到滋养，百姓的收成显著提高。即便被流放，他依然牵挂民生，在《哀郢》中写下 “民离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东迁”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流离失所百姓的痛惜，这种 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 的为民情怀，正是古代士大夫慈善精神的生动体现。

如果说实干是屈原关怀民生的 “行动派” 表现，那么诗歌便是他传递民生疾苦、唤醒社会良知的 “发声筒”。在《离骚》中，他以 “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夫民心” 直斥统治者的昏聩，为百姓的苦难鸣不平；《九歌》中的《湘夫人》《河伯》等篇章，看似描绘神祇，实则寄托了他对风调雨顺、百姓安康的期盼；《天问》更是以170多个问题，对天命、政治、民生等进行深刻反思，其中 “民靡有黎，具祸以烬” 的悲叹，道尽了战乱对百姓的摧残。

这些诗篇不仅是文学瑰宝，更是反映民生的 “社会镜像”。它们让统治者看到百姓的苦难，也让后世之人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，潜移默化中推动着 “以民为本” 思想的传播。这种用文字为百姓发声的举动，在信息闭塞的古代，无疑是一种独特而深远的慈善。